延安时期，历经连年战乱，边区面临严峻的卫生形势，必须加强医疗卫生工作。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的医疗卫生工作实际，对于中医中药的实效性、文化性和科学性在思想认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方针政策，以及医药工作和群众卫生运动等方面开展有力实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即中医中药的功效性和实用性问题、中医药学的科学性问题和中医药学的文化性问题。第二层次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主要包含加强医药工作与提倡“中医科学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和“中西医团结”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探索，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9月~1940年6月）、第二阶段（1940年7月~1941年9月）、第三阶段（1941年10月~1943年3月）、第四阶段（1943年4月~1947年3月）。
第一阶段（1937年9月~1940年6月）
八路军制药厂
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39年元旦，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今属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开办了八路军制药厂，李维祯任厂长。八路军制药厂制造各种中、西药品制剂，投产三个月就制成中、西药品40余种，其中中药有止咳丸、红色补丸等10多种。
光华制药厂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39年3月，在延安城东17公里处的拐峁村开办光华制药厂，由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担任厂长。该厂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为主要任务，能生产80余种中成药。厂长梁金生还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39年7月，在安塞县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主任为李常春。同年8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
1940年2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改制成为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厂长李常春，副厂长令狐野。卫生材料厂以本地土产药材为主要原材料，半年多制造药品60余种。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其中的“大会决定”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以发展医疗工作，医治与预防各种传染病，并实行限期放足，以保障人民的健康。”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大会总结前一阶段发展中医中药的实践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二是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对陕甘宁边区发展卫生保健工作，尤其是发展中医药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标志着中医药工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开始肩负起领导责任。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1月4~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毛泽东1月9日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正式发表时改题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演讲，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其中对于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论述，被概括为“精华糟粕”说和“批判继承”论，成为分析中西文化的基本理论依据，影响至深。
大会有中医界代表参会，安排中医梁金生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的发言。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中医药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确认了中医药学具有文化属性。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
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
1940年6月10~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国医代表大会”，邀请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讨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予以报道，题为《国医代表大会闭幕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民政厅卫生处长欧阳竞指出：“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煞，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提出：“希望本此精神，同全国医界取得联系，把国医也变成一个完整的科学。”
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宣言》和《国医代表大会提议案》。《宣言》号召“把全边区国医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争取模范的作用，争取在最后胜利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力量”。《提案》涵盖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及严格取缔巫神法师之迷信误人并统筹及普遍施种牛痘等。
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中医药事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大会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欧阳竞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初步具有纲领性的认识，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同时还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国医代表大会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会上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称“边区国医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选举产生了国医研究会执行委员，马鸿章为会长，会员分个人与团体两种。
国医研究会宗旨为“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研究国医国药之改造，推广边区医药事业，裨益边区人民健康，使国医科学化，国药能代替西药，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国医研究会任务为“随时举行国医座谈会、国医演讲会，出版国医刊物，轮回下乡宣传等。”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中医药研究机构，也是团结中医中医的一种组织形式，并行使一定的政府职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第二阶段（1940年7月~1941年9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中医科学化”，是在1941年5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上。会议形成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提出：“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同时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
1940年11月，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有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
这一阶段形成两个重要思想——“中医科学化”和“中西医团结”。
“中医科学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为了救亡图存出现的一种思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医科学化”，却是在旧提法上赋予全新的涵义，即中国共产党所论及之“中医科学化”，必然论及“中西医团结”，两者是一个整体。中医要科学化，在当时的认识，必然是借鉴西医的科学思想、技术和方法，故只有“中西医团结”（后发展成“中西医合作”思想），才能实现“中医科学化”。
“中西医团结”，从政治上讲，就是实行在卫生医疗战线上的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有西医200余人，散在全边区尤其农村的中医也只有1000余人，故“中西医团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最大限度动员全边区一切卫生医疗力量，为全边区军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发展陕甘宁边区中医药事业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认识中医药这一事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具体实践。
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1940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颁布《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分为“总则”“股东”“社股”“组织及职务”“业务”“附则”共七章三十九条。
1941年9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准予公布《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并实施。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发展
1941年9月10~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关于国医研究会的组织建设，文载：“会中选出了李长在（春）为会长，闫劲（金）荣为副会长，毕央（光）斗、范□（诚）德、宋学（尘）寄、梁金生、欧阳竞等十一人为常委。国医研究会于去年六月成立，初有会员40余人，现已达208人，分会已有11处。”
创办和重建医药合作社
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发展得到边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全边区涌现出大批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医药卫生领域也出现了合作社。
重建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在延安南关街，重建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总社，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并重新修订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
该社性质是“药品销费合作社”，作用是“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要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并“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作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同时还有中医在药社开展诊疗业务。
该社不但积极开展各种医疗卫生业务和药品器材的经营，还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运作形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1941年，边区卫生处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建立保健药社，1941年5~10月，仅5个月时间，药社建立了16个分社。
创办南区医药合作社。
延安县南区（即柳林区）办合作社，是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南区兴办的合作社是综合性的，不仅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还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合作社、医药合作社等。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年编印的《医药卫生的模范》中所载的《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当时（1940年）疾病流行，医药困难，群众迷信巫神，受害不浅。刘建章同志就与中医董先生合伙开办医药社，并再三说服教育董先生，一面行医治病，一面以本身过去的事实，说明巫神的欺己骗人；这个活生生的宣传，收效很大。”刘建章和董先生，用了很多办法说服教育群众，到1941年信巫神的少了，有病就医的人多了，迷信的花销也大大下降，销售的药多有增加。
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与医大卫生部合作组建中西医研究室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仍称光华制药厂，原材料厂为该厂分厂。合并之后的光华制药厂，边区政府仍任命梁金生为厂长，令狐野、劳东为副厂长，赵国根为光华制药厂分厂厂长。1941年6月，中西医研究室成立。
群众卫生运动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内，医药界和青年救国联合会联合举办了卫生展览会，展出了医学卫生挂图、统计表格、各种疾病的来源与预防方法，以及边区所产的药品，深受群众欢迎。
第三阶段（1941年10月~1943年3月）
毛泽东与李鼎铭论“中西医结合”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曾为毛泽东治好长征时期落下的肩关节疼痛的顽疾和胃病。在给毛泽东治病的过程中，二人常常探讨中医医理以及边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等问题。据记述李鼎铭事迹的文献所载，“有一次，毛泽东特意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与李鼎铭关于中医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上对发展中医药事业问题探索的典范，也是最早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思想。
递交《国医研究会呈文》
1943年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总会会长毕光斗、副会长李常春，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副主席李鼎铭递交了《国医研究会呈文》。
《国医研究会呈文》论及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出两个总目标：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卫生事业，二是推进国医科学化。明确三个具体“目的”：一是“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二是“培养新国医人才”；三是分会的组织建设。拟定的“重要办法”的首项，即“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发挥“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等功能，是完成所设定“目的”的重要措施。《国医研究会呈文》包含《总会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执委会讨论通过）》《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国医研究总会制）》两个附件。
国医研究会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民间组织，也是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筹谋规划、组织实施的机构。《国医研究会呈文》中的思想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探索中的重要成果。《国医研究会呈文》中“国医科学化”的思想认识和计划措施，说明“中医科学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边区中医药事业的方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
1943年3月9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只有5条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重新修订，增至13条，并更名为《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作为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附件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条例，并由边区政府颁布、边区政府实施，条例适用于全边区。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制定1942年工作计划，除宣传防疫计划在农村施种痘外，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提出，“成立研究室”“设立图书室”“组织国医门诊部”，并邀请在延会员著名国医轮流坐诊。
1942年，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推举毕光斗任会长，李常春任副会长。聘请李鼎铭为名誉主席，以领导该会工作，还聘请靳希贤为兽医顾问。每周组织一次学术交流，由当时的名中医李鼎铭、毕光斗等主持，并不间断地选派人员参加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的门诊工作。
《国医研究会呈文》指出：“团结了边区进步的国医，设立了13个分会”。
医药卫生合作社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发展。
1942年，陇东分区的华池县每区都成立一个保健药社；环县成立4处；合水、曲子及镇原各1处。1943年上半年，分社已发展到22个，国医30多人。
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的发展。
延市南区的刘建章早在1940年创办的医药合作社，医生下乡治病，还负责收购土药。
中医科学化——中医公开秘方
1941年9月10~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解放日报》刊载的《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一文提出：“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的‘祖传秘方’的恶习，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
群众卫生运动
定边县卜掌村的中医崔岳瑞，不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而且医道高明，救治了很多人，这成了崔岳瑞破除迷信的有力武器。崔岳瑞用治病的事实，说服群众信医不信巫，成效很大。崔岳瑞还了解巫神，知道他们的骗术，用同样的讲事实的办法，戳穿了巫神骗人的很多把戏。
从1927年开始，崔岳瑞坚持不懈地在本村开展破除迷信的宣传，《医药卫生的模范》称“崔岳瑞十年来的斗争，把卜掌村的神权打倒了”，成了“什么神都不信”的边区模范村。
第四阶段（1943年4月~1947年3月）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体系的系统化
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毛泽东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并提出，“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
关于卫生工作，毛泽东认为：“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并提出从“训练医药人才”、解决“药品问题”“给群众治病”“宣传卫生”及“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等方面加强工作，“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毛泽东最后总结指出：“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筹备工作和全边区的大讨论
1944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约集5个分区地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文教建设问题。6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与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成立了文教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5个文教小组，分赴边区的5个分区进行文教工作典型案例的调查研究，为大会提供各种类型的经验材料。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明确提出“中西医合作”的主张。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讲了延安大学办学目的是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的，并分别讲了如何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他指出：“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毛泽东的讲话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在卫生工作部分明确提出“中西医合作”。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开好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延安《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都行动起来，邀请名家，组织文章，开展大讨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刊发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访谈录、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的讲话、边区中医名家裴慈云的文章。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大讨论中，“中西医合作”思想受到广泛关注。
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
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召开。
10月30日，毛泽东在该会议上作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为题的演讲并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在会议期间，《解放日报》发表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2次大会讲话和1次“号召中医公开秘方”的报道。
中西兽医座谈会
1944年10月30日~11月1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专门组织中西兽医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与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三天的座谈会上，13位中西医进行发言。
《抗战日报》1944年11月10日刊载《李富春同志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提出：“在边区，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都有很大成绩，但文化建设还只在开始，而文化建设中最薄弱的又是卫生工作，特别是群众卫生工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卫生建设，李富春指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卫生运动与反迷信运动，改造群众不卫生习惯，提高群众卫生文化水平；一为普及和提高医药工作，这又包括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的两个问题。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
《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
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同年12月5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文教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共包含6条决议，其中4条为：“一、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二、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地开展卫生运动。三、医疗工作是卫生工作的后盾，也是推动卫生、反对迷信的有力促进者。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反对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四、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的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
《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
1944年12月6日，边区第二届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作《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提出“对于今后边区文教工作的基本意见”。他指出，今后的任务就在于，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为此就须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以下各项：
第一，政策方面，必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坚力量，团结、帮助与改造他们，使之与我们并肩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
第二，实际工作方面，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高妇女的卫生常识，尤为中心环节。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进自己的业务。进行崔岳瑞运动，在群众自觉基础上改造巫神与破除迷信。各分区、各县应做出具体的卫生医药工作计划，列入地方施政总计划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体系
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后加强文教工作的需求，总结在边区全面执政中的文教工作（宣传、教育、艺术、卫生）中的不足和经验，由毛泽东提议，并经各相关方面充分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中心工作、一个宏伟的目标和一条统一战线。
两个中心工作——加强医药工作和开展卫生运动。
加强医药工作，一是加强群众的医疗就诊工作，二是加强中药的采购和生产，尤其是中成药的工业制造，解决群众看病难、用药难的状况。
开展卫生运动，与发展医药工作并重，通过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改造群众不卫生的生活观念和习惯，破除迷信反巫神。
加强医药工作和开展卫生运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卫生医疗事业的中心任务，也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心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立党为民的初心。
一个宏伟的目标——中医科学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医科学化”有3个特点，一是承认“中医有合乎科学的部分”，这一认识是科学化的基础；二是“中医科学化”重在提高，与“加强医药工作”和“开展卫生运动”的普及工作相互协调，共同担负起发展边区中医药事业的历史使命；三是“中医科学化”必须走“中西医合作”的道路，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形成中西医双向对接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即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又吸收中国医药成果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
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医科学化”的主张。
统一战线——中西医合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西医合作”，是“中医科学化”最优的发展路径，也是团结全边区的中医、西医，共同完成为全边区人民生命健康服务的神圣使命。“中西医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指导发展中医药事业时所得出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从初期的“中西医团结”“中西医结合”到“中西医合作”，其理论思想路径一脉相承。
在边区，只有部队、机关中有西医生，人数不超过两百人，广大农村只有中医生，约有一千余人，因此，边区的中医成了边区卫生医疗工作的主力军。将散布于农村中的中医，组织成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卫生医疗工作队伍，主要需借助“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力量。国医研究会加强组织建设，在各分区、各县都兴办分会，形成网络化组织形式。国医研究会通过兴办中医培训班，培养中医人才。国医研究会是团结、帮助、教育、改造中医的组织，也代行部分政府的职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医药卫生合作社运动
边区的合作经济组织陆续出现了医药和卫生合作社，最为著名的是边区保健药社。1944年，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成立，与保健药社一起成为边区合作医药卫生组织的中坚力量，掀起了一场兴办医药卫生合作社的运动。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发展。
1944年边区政府办公厅主编的《医药卫生模范社》之《保健药社》载：“各县成立分社共26处，分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神府、子洲、子长、延长、固临、志丹、甘泉、富县、靖边、定边、环县、曲子镇、华池、安塞，延安市等20个县市。”
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
1944年春，延安市出现时疫，240多人死亡，老百姓需要更方便及时的医疗组织。边区政府于1944年5月5日组织发起人会议筹备，至5月25日，大众卫生合作社正式成立，延安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出任主任。
大众卫生合作社，又称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实行“中西合作，人兽齐治”的办社方针。目的在于解决群众的医疗困难，同时还要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倡科学，治病救人。办社模式为“民办公助”。
“民办公助”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伟大创举，调动了群众兴办卫生合作社的积极性，到1946年，边区已有卫生合作社43个。
边区政府民政厅所属的2个经营性医药合作社——保健药社（始为“公办”，后为“民办公助”）和大众卫生合作社，与边区政府领导的2个民众团体——国医研究会和中西医药研究会，成为边区医药卫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共同承担了边区的卫生医药事业发展的任务，也是团结边区中医的重要组织。“两社”“两会”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的积极探索，影响深远。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
中西医药研究会。
边区最早成立的中西医药研究会，是1944年5月9日三边分区成立的中西医药研究会，会长高丹如、副会长王照新。1945年1月15日，召开了会员大会时到会的会员有40多位。
1944年8月，延安市西区中西医学研究会成立，会长周毅胜。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召开成立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林伯渠指出：“中西医合作之后可以交流经验，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对中国将来的医药建设亦有重大意义。”
李鼎铭号召：“打破过去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并具体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之号召。”
总会聘请边区有声望的中西医参会，35人组成执委会，执委会推选13人组成常委会，推选李鼎铭、刘景范为正、副会长，聘请傅莱等5位国际友人为顾问，分设中西医两部及秘书处。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分会、支会。
按《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定组织简章》第四条：“边区设总会，各分区设分会，各县必要时亦可设立支会。”
1945年5月，关中分会成立，杨直为会长，谢华、杨再泉为副会长。
同年5月底，靖边县中西医药研究支会成立。以后各县支会陆续成立。
中西医合作
中西医合作灭白喉
1944年5月，边区定边城区出现了白喉疫情。在警备三旅卫生部长王照新建议下，三边分区成立了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团结全地区的卫生力量，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同时发动群众挖土产药材自制药物，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治病救人，克服医务人员、药材、资金等严重匮乏的困难，战胜了白喉疫情。
中医公开秘方
1944年边区文教会上，李鼎铭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当场子州中医马汝林立即将两本秘方交出，其他医生亦先后讲出了自己经验和秘方。
西医学习中医
在中西兽医座谈会上，近代针灸家任作田自愿把他三十多年的针灸行医经验贡献出来，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理论。时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中央军委卫生部门诊主任朱琏当场报名，其后跟随任作田学习针灸。
任作田在“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延安在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为响应“精兵简政”号召，他决定自谋职业，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创立“民办公助”的延安针灸疗病所。这是当时延安唯一的针灸诊疗所，两年时间里，依靠传统针灸疗法，治疗各种疾病和疑难杂症的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央、边区和军队的很多领导人，都在这里治愈了多年不治的痼疾。
任作田与鲁之俊合作，对8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多个门类，经过中西医比照研究，认为针灸方法有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作用，可以促进疾病痊愈，与苏联发现的神经系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之后鲁之俊对个案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出针灸疗法对于主要由神经系统引起的疾病具有显著疗效，其医学原理在于针灸可以调整自主神经、消退各类炎症、增加人体抵抗能力，并能帮助诊断。
1945年6月~10月，《解放日报》连发4篇关于鲁之俊研究中医的报道文章。鲁之俊和朱琏，还把中医针灸推广到野战部队，深受欢迎。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刊载报道称，边区政府特别授予延安针灸疗病所所长、名老中医任作田和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鲁之俊“中西医合作模范医生”的光荣称号。
